在北大学生到天安门游行并“火烧赵家楼、痛殴章宗祥”之后，安福系政客们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不满，他们认为学生之所以闹事，主要是因为蔡元培之前过于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，这才引发“五四”事件的爆发。在这些人的眼中，蔡元培这个老革命党，居然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……贼心不死呐！

　　安福系政客的指责倒也不是空穴来风，在一战结束之后，蔡校长的确是十分的兴奋与热情，他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，积极参与到国家与社会的活动中去，并对不参与提灯游会的学生施以连坐惩戒，这对北大学生后来热心社会活动的风气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“五四”游行之前，北大学生已经对段内阁的对日借款举行过抗议活动，而一些学生组织如国民社、新潮社、平民教育演讲团等也发展壮大，这对此后的学生运动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。

　　在此压力之下，蔡元培在学生被释放后的第三天便提出辞呈，并悄然离京出走。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教育总长傅增湘，他因为同样鼓励学生在一战后的庆祝活动而被迫提出辞职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却准备提名安福系政客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。

　　蔡元培去职的消息传出后，北大学生当晚便以“停课待罪”的方式来挽留自己敬仰的校长。随后，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也宣布全体辞职，团结一致，与蔡先生同进退。而就在这时，积极参与“五四”活动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因愤激病逝，因对同学的哀悼而随后引发了5月19日的北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实行总罢课，参与的学生总数达到两万五千余人。

　　北京学生在5月19日的总罢课已经较“五四”游行成熟许多，他们明确的提出“拒签对德和约、惩办卖国贼、挽留傅增湘总长和蔡元培先生”等要求，这些要求后来被总结为八个字，那就是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！”

　　北京学生的行动，很快便获得了上海、天津、杭州、南京等地学生的支持，他们也纷纷走上街头，使得当时的罢课风潮愈演愈烈。但是，中国人一贯是要面子的嘛，如果北京政府如此轻易的答应了学生的要求，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呢？于是总理钱能训就“惩办国贼”的问题答复说：“学生如果有他们的卖国证据，政府自当依法惩办；如徒凭空言，政府不能办到。”

　　20日，教育次长袁希涛亲赴北京大学，召开大专以上学校校长会议，但官立学校校长竟然无一到会。不仅如此，学生们还展开了更积极的活动，他们组织了大量的演讲团，每十人一组，当时称为“十人团”……你巴黎和会有“十人会”，我们就有“十人团”……这些演讲团最初是在周日上大街演讲，在总罢课后

　　请收藏：https://m.bqgtop.cc

（温馨提示：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，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）